原创 安世遭荷兰“速冻”，闻泰科技惊魂

最新消息是，中国半导体协会也于14日公开发声，声明中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明确表示对此次事件的关注，并反对滥用“国家安全”概念、对中国企业海外分支机构实施选择性和歧视性限制的做法。

但对于闻泰科技来讲，在争取合理合法的权益之外，也要认真考虑一下，一旦失去安世半导体后怎么办？

普通投资者对于闻泰科技或许还有些陌生，但其创始人张学政在科技圈里早已名声显赫。1975 年出生的张学政，广东梅州人，2006 年他以10万元创办了闻泰通讯。这位电子工程专业出身的创业者，早年在深圳华强北的街巷里，他扛着电脑逐个商户推销主板设计方案，首款产品W100就销售火爆，与展讯合作的双卡双待主板更拿下TCL、波导等大厂订单。

2008年行业寒冬成为关键转折点。张学政果断从主板设计转型手机ODM制造，投建自动化生产线。2013年，其承接红米手机代工订单的决定堪称神来之笔，单款产品销量超亿部，推动闻泰坐稳全球最大智能手机ODM厂商宝座。但ODM业务低毛利率始终是张学政的心病，2017年借壳中茵股份登陆A股后，他开始谋划向价值链上游进军。

2018年，张学政将目光投向了荷兰安世半导体。这场被业内称为 “蛇吞象” 的并购采用 “两步走” 策略：先联合联集成电路、格力电器等资本以114亿元收购安世上层基金LP的份额，再于2019年通过发行股份加现金支付合计199亿元，最终以268 亿元总价拿下98.23% 股权，创下当时国内半导体最大跨境并购纪录。

并购后的整合一度展现奇效。闻泰科技净利润从2018年的6101万元，飙升到2019年12.24亿元。从2019年至2023年，闻泰科技净利润累计超89亿元，支撑闻泰科技市值突破千亿。但很快安世就被盯上了。

2021年7月，安世以6300万英镑收购英国车规级芯片企业NWF，试图布局IGBT产能，却触发英国《国家安全与投资法》的追溯审查。尽管安世提出放弃敏感业务、接受政府共管等妥协方案，仍被迫在2024年以1.77亿美元将NWF出售给美国威世。这场拉锯战成为此次荷兰危机的预演。

不过，细心的投资者或会发现，闻泰科技高速扩张的后遗症已经开始显现。2024 年，闻泰科技年报显示，公司归母净利润亏损 28.33 亿元，较上年盈利 11.81 亿元同比骤降 339.83%，扣非净利润亏损扩大至32.42亿元；而且扣非净利润已经连续三年同比负增长。

2024年12月，闻泰科技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后，闻泰科技产品集成业务遭遇客户信任危机，新项目获取受阻，导致前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减记，相关商誉发生减值。财务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中报，公司商誉价值高达214.98亿元。

换言之，未来，闻泰科技仅需10%的减值比例就会对其业绩产生重大冲击。敲黑板！而安世半导体若持续失控，这笔商誉将成为压垮业绩的巨石。

回顾发展历程，闻泰科技的扩张脚步从未停歇。在半导体业务之外，公司先后切入产品集成与光学模组领域，形成 “三驾马车” 格局。但快速扩张导致资源分散，2024 年亏损主要集中在产品集成业务，而光学模组业务尚未形成规模效应。

显然，闻泰既想做芯片设计，又要搞制造代工，还要布局终端集成，战线过长使其在每个领域都难以建立绝对优势。当然，也不能说闻泰就完全不对，毕竟，若真的拿下了NWF，其在车规级芯片领域应该会有较大发展。

但不能不说，企业并购尤其是海外并购，必须要将政治风险等意外情况考虑在内，否则一旦发生变故，对企业发展冲击就会较大。对于闻泰来讲，出海收购并没错，问题就在于步子大，但风险意识较弱，而且企业连续三年扣非净利润同比负增长，以及2024年的亏损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，并购并非万能药方。

眼下，闻泰科技最重要的还是要争取拿回安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10月14日公布的法庭文件提供了关键线索：今年6月美荷外交会晤中，美方明确要求安世“更换中国籍 CEO”，甚至暗示最终目标是“中资撤资”，所谓“管理缺陷”实为满足美国制裁要求的借口。这一发现为外交介入提供了有力依据，也揭示了事件背后的地缘政治博弈本质——中美科技战的延续，而荷兰充当了美国的爪牙。

从目前情况来看，闻泰科技要拿回安世的关键还是在中美科技战层面。在期待好结果的同时，也要做好“失去安世”的最坏打算。首先是，重回ODM代工老路看似稳妥，毕竟闻泰曾凭借红米订单创造过辉煌，但行业环境已今非昔比。智能手机出货量持续下滑，头部品牌纷纷自建产能，ODM行业毛利率已跌破2%，难以支撑公司超735亿元的年营收体量。

坚持车规级芯片路径虽充满挑战，却更符合产业升级方向。闻泰已在该领域积累一定基础、市场调查机构Yole Group预测，到2029年全球功率SiC器件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美元，若能抓住这一机遇，闻泰或有望在细分领域实现突破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从华为孟晚舟案到安世半导体被冻结，一系列事件揭示出中企出海面临的新型风险。西方国家对中国资本的“技术审查”已从并购阶段延伸至运营阶段。这些案例警示出海中企，需对地缘政治风险有充分预估，并在敏感领域设立“防火墙”，避免核心技术过度集中于地缘政治高危地区。

更提醒中国半导体企业，在出海的同时必须筑牢国内产业链根基，加强自主可控技术研发，避免重蹈 “海外资产被卡脖子”的覆辙。这场危机终将落幕，但中国科技企业在全球化征程中，如何应对开放与封闭的博弈，如何在坚守技术初心的同时规避地缘风险，将是所有中国科技领航者必须解答的时代命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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